18世纪法国工匠的那些事儿

考虑到法国摄政时期的年限非常有限，大约是从1700年到1730年，仅仅短短30年时间。因此那些经历岁月沧桑后能够精心保存并代代相传的摄政时期的家俱就显得尤为的珍贵。

究其原因还是要追溯到当时人们对家俱的极其严苛以及精益求精的那种态度。打个比方，在资源允许的情况下，座椅通常还要设有两种款式，一种用于冬季，而另一种则要用于夏季。与此同时，同一类家俱的各种变体版本也被不断地推向市场，以期增加销量。女人们就像喜欢买新衣服和不停的换发型一样，也把各类家俱视为临时性的时尚品。

在这群女士们没有社会活动的时候，她们便会去逛家具店，就像今天人们去逛古董店和画廊一样，看看有什么新鲜事物，或者捕捉当时流行大师的最新作品。这样一来，优质的家具市场就受到了市场持续需求的刺激，而18世纪被证明是家俱制造商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之一。

因此，我们必须考虑这些家俱制造公司的风俗和习惯。在当时的法国，制造和商业活动的每个分支都由一定数量的特权专家垄断，他们的工作都得到了王室的认可，并且同一个人不能属于两个不同的公司；每个人都必须一门心思，一丝不苟地专心的做自己的工作。所有的工匠必须首先获得其家具或大师的资格才能开设作坊。这是一种必要的商业许可，从而能够使人们能够认可他们在制造家具方面的技能。有时候，国王有可能直接将某些工匠破格提升为家俱制造师。要不然的话，他则必须在一位大师手下担任学徒多年，然后将作品展现给一个专门的小组。小组中的这些人将决定他的艺术成熟度以及他加入该公司后的权利以及能否在自己的作品上留下款识。

一位新晋的工匠师傅可以将他的手艺传授给他手下的一名员工，工匠的儿孙们也可以继承他的生意，并且对继承的儿孙的数量没有限制。同时，继承权也可以延伸到其遗孀。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时很多工匠的遗孀后来又与老员工结婚的原因。

为了防止欺诈并限制竞争，工匠所在的公司以三个字母的形式创建了一个符号，比如字母JME的组合（jure maitre ebeniste，意为“宣誓的高级工匠”），工匠们必须在他们的作品上面盖章。这些需要盖章的所有家具，都必须在一个特殊的地方打上先打上标记，并对该过程征收少量税款。正由于税款的存在，所以为了少交一些税，大多数的家具都没有标记，也没有印有工匠的印记。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不会在所有时期的家具上，尤其是在摄政时期的家具上找到盖章的原因。通常，我们可以在古董商手中淘到价格较低的带有盖章的摄政时期家具，而价格要远低于那些未盖章的其他家具。

关于盖章，我必须强调的是，无论是靠背椅或是五斗柜，它们的价值与盖章完全没有关系。实际上，当古董商检查一件作品的时候，他们主要关注三个非常重要的因素：1.制作时间2.保存状态3.工艺质量。而盖章最多只是第四个因素，它仅具有相对价值。

同时，我需要补充的是，或多或少有名的工匠都不喜欢在其制作的家具上盖章。就比如Charles Boulle和Charles Cressent，他们很少签名，因为他们的风格是非常独特的，以至于根本不需要盖章或签名就可以辨识出他们的作品。有些时候，由于应国外客户的需要，他们才会在家具上盖章和签名。这样也便于那些国外客户在回国后，可以向其他人展示自己在巴黎时购买的家具。

最后，在一些极少数的情况下，一件家具会带有两个主要工匠的款式。第一个工匠的款识通常表示他是负责制作框架的。第二个则是表示他是通过贴面来进行装饰的。这些罕见的艺术婚姻并不会产生很多的杰作，在这种情况下，工匠的款识只体现了时间和历史赋予其的价值。

除了主要的工匠之外，家具市场还由另外一批被誉为“皇冠上的工人”提供给市场家具，他们主要为法院工作，因此得到特权可以出售其产品而不必盖章。此外，教堂和大学提供的庇护使他们成为许多手工业者的庇护者，特别是外国人，他们以与家具制造商相比更具竞争力的价格向市场推出优质家具。

这些因素意味着，无论家具的质量或稀有程度，通常只有全部家具中的一些家具被盖章。这往往会降低家具款识本身的价值。另一方面，与上述情况相反，有时候家具的款识也会对一件作品的评估启到非常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比如如果一件家具上出现了在18世纪赫赫有名的工匠，例如 Cressent，Boulle，Heurtaut，Jacob，Riesener，Roentgen，Weisweiler，Tilliard的签名以及首字母缩写BVRB的含义是Bernard de Van Risen Burgh的话，撇开作品其本身美学方面的效果和其与众不同的品质外，它的估价也会大大地得到提升。

另外，我们还应该提到那些带有著名酒庄标志的家具。这表示有一些工匠们是专门为这些酒庄制作了用于室内摆设的家具。通常，家族的记录会显示出供应商的名称。

下一期，小陈会为大家介绍一些法国摄政时期巴黎地区的家具和乡村地区的家具的一些区别。